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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張佐良:清初流徙士人心態與歷史功績 ——以“河朔英靈”張縉彥為例

        2018-11-26   來源:《中原文化研究》(2018年 第6期)   作者:張佐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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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摘 要:流人自古多磨難,能于流放地淡然處之者極少,而能夠有所作為、多所成就者,則少之又少。清初,滿洲入主中原,民族矛盾突出,政治環境惡劣,一些士人被清廷流徙至塞外苦寒之地,往往心情苦悶,悲觀度日。明崇禎朝兵部尚書張縉彥仕清后,因受黨爭牽連,順治末年被流徙寧古塔。與一般流人憤懣抑郁心態迥然不同,張縉彥在塞外“坦然以處之,十余年來,無幾微怨尤”,并通過廣交游、多體察、勤著述等方式積極傳播中原文化,為東北文明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從人生經歷、心路歷程、交游群體等方面,具體分析張縉彥“安土敦仁”流人心態及其歷史功績,有助于理解王朝鼎革之際的士人心態、區域文化交流,以及邊疆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。

        關鍵詞:清初;張縉彥;流徙士人;心態

         流刑在中國古代法律中是降死一等的重刑,對傳統社會士人而言,則更意味著痛苦與屈辱的身心摧殘。清初,滿洲入主中原,民族矛盾異常突出,統治者將流徙①作為懲治中原士人、震懾民眾、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。順康雍時期,政治環境惡劣,一些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士人,被統治者無情地流徙至塞外苦寒之地,“久戍冰天,艱難危苦”,實為“文人之不幸”[1]270。流徙士人“悲怨之深,雖三峽猿聲,隴頭流水,不足比我嗚咽”[1]卷八,227。友朋悲歌以贈,“山非山兮水非水,生非生兮死非死”,亦令人“無不嗚咽”,至謂“白草黃沙,冰天雪窖,較之李陵、蘇武,猶覺顛連困厄也”[1]徐釚《孝廉漢槎吳君墓志銘》,277。而那些“已經辱身出仕清朝的人士,偶爾因極小的事故,也受到同樣的刑罰,真是教人無所措手足”[2]214。

        原明崇禎朝兵部尚書張縉彥,降清后歷任布政使、侍郎等職,順治末年被流徙寧古塔,是清初流徙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②。與普通流人悲觀苦悶的心態迥然不同,張縉彥在寧古塔“于外事泊然無所接,獨以山水為樂,支頤觴詠,如對故人”,形成了獨特的“安土敦仁”流人心態[3]錢威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,1-2,為東北的文明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,并獲得后世較高評價。本文以張縉彥為例,探討清初流徙士人心態與成因,以及對當地社會所產生的重要影響。

        一、易代之際“進退失據”

        張縉彥,生于明萬歷二十七年(1599年)九月十四日,卒于清康熙九年(1670年)十月十四日,字濂源,號坦公、大隱、筏喻道人、菉居先生、外方子等,河南新鄉小宋佛村人。明天啟元年(1621年)舉人,崇禎四年(1631年)進士,歷任陜西清澗、三原縣令,保境安民,多有善政。崇禎十年(1637年),因政績卓著行取入京,歷任戶部主事、邊餉郎中、翰林院編修、兵科都給事中等。崇禎十六年(1643年),被崇禎帝超擢為兵部尚書。次年三月,李自城攻陷北京后,張縉彥逃歸新鄉,組織地方武裝對抗農民軍,在清朝和南明政權之間搖擺不定。順治三年(1646年)二月,張縉彥以復明無望,“赴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軍前納款,承疇具疏乞敕部錄用”[4]卷二十四,208。清廷因張縉彥在江南大定后“逡巡來歸”[4]卷三十三,274,不予錄用。至順治十年(1653年),張縉彥方被清廷起用,出任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,后以“不避怨勞,實心任事”[5]257,歷升浙江左布政使、工部右侍郎。順治十七年(1660年)二月,清廷甄別三品以上各官,張縉彥以“在都辦事平常,且耽情詩酒,好廣交游,沽名取悅,殊失大臣靖共之誼”[4]卷一百三十二,1021,被降補為江南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徽寧道。

        順治時期,清廷南北黨爭激烈。順治十七年六月,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黨大學士劉正宗,詞及張縉彥,稱其為劉正宗莫逆之友,且“序正宗之詩曰‘將明之才’③,其詭譎尤不可解”[4]卷一百三十六,1051。八月,湖廣道監察御史蕭震劾張縉彥“守藩浙江,刻有《無聲戲二集》一書,詭稱為‘不死英雄’,以煽惑人心。入為工部侍郎,又復包藏禍心,交結黨類”[4]卷一百三十九,1073。十一月,清廷會審后認為,“‘將明之才’,既系《詩經》《漢書》、顏真卿墨刻所載,若非有意借用,何不即行承認,而必欺飾以匿非,扯毀以滅跡”,“供詞彼此閃爍,實有詭譎之意,與原參‘同懷叵測之心’,并前供‘是兩借意思’等語相合,情罪重大,劉正宗應立絞”;張縉彥“巧辭欺飾,實有詭譎之意、叵測之心”,“以詭譎言詞作為詩序,煽惑人心,情罪重大”,“應立斬”。順治帝命將張縉彥“從寬免死,著革職,追奪誥命,籍沒家產,流徙寧古塔地方”[4]卷一百四十二,1093-1094。張縉彥后在《與赤崖和尚書》中論及流徙原因,稱“以文序,引用古語,致觸時忌,流謫荒邊”[3]60。實際上,以文字賈禍只是表面原因,張縉彥之罪重在“交結黨類”,是清廷打擊黨爭的犧牲品。

        順治后期,清朝統治者鑒于前代人臣植黨亂國之弊,對輸誠漢官頗為猜忌,對其中敢于結黨營私者更是嚴加懲處。張縉彥輸忠清朝,而又依附北黨劉正宗,故而清廷深文周納,將其置以重罪,以達到打擊朋黨、鉗制漢官的政治目的。

        二、“安土敦仁”的流徙心態

        清初,流徙人犯多遣戍關東。“尚陽堡、寧古塔,被謫的文人,去的最多,所以最出名”[2]213,而“寧古塔城,關內縉紳獲文字之禍,或罹黨獄,恒流放于此”[6]89。寧古塔清初尚未開化,為極苦之邊地。一是路途險遠。“自京師至寧古塔,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。”[7]卷二,376“諸流人雖各擬遣,而說者謂至半道為虎狼所食、猿狖所攫或饑人所啖,無得生也。”[8]43二是氣候惡劣。“寧古寒苦,天下所無”,春夏大風雷雨,秋冬厚雪堅冰,“雖白日照灼,竟不消化”[1]247,“重冰積雪,非復世界”[8]43。三是謀生維艱。寧古塔城小人少,地多荒蕪。流人至此,“既無房屋棲身,又無資本耕種,又重困于差徭”,康熙帝謁陵東北,目睹慘狀,亦覺“其情殊可憫惻”[9]5755。

        順治十八年(1661年)二月初二日,張縉彥從京城出發,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,最終于四月十三日順利到達寧古塔。面對塞外惡劣的生存環境,張縉彥表現得極為淡然,時常與友朋觀山眺水、飲酒酬唱,悠然自得。這與一般流徙士人自感“出塞以來,萬端都謝,如泥中花蒂,無復芳菲”[1]卷八,228的苦悶心情相比,簡直是判若云泥!友人錢威在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中說:“試觀蔡邕徙朔方,李白流夜郎,昌黎、夢得之謫嶺外,皆怨懟感憤,未肯以其文章,表揚其山川云物。柳子厚至目為囚山、愚溪。讀其文辭,戚戚嘆怨,趯然有遠去之思,豈非處困之難哉?唯公坦然以處之,十余年來,無幾微怨尤,故能網羅幽異,以使人可傳可述也如此。《易》曰:‘安土敦仁。’其安土也,能敦仁也。讀公之文,亦可以知公也。”[3]錢威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,1-2“安土敦仁”,隨遇而安,篤行仁義,正是張縉彥流徙心態的真實寫照。張縉彥認為:“柳宗元作《愚溪記》《囚山賦》,于困厄放逐之怨,不絕于心,故強為之名如此。”他稱自己“文詞不逮宗元,困厄放逐,固自宜也,亦曰愿為泰豆、無懷之民,□(以)相渾于無何有之鄉、廣漠之野”[3]6。這體現了一種樂天知命、悠然田園、忘卻物我的逍遙境界。從史料來看,清初寧古塔的流徙生活無疑是非常艱難的。為什么張縉彥能夠如此淡然,甚至還有些許“自喜”④之情呢?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。

        (一)滿洲的尊敬與善待

        清初東北流人甚眾,其中不乏文人名士。時人稱,“南國佳人多塞北,中原名士半遼陽”[10]卷一,18。而寧古塔作為清初重要流徙之所,“中土之名卿碩彥”,更是“至者接踵”[11]卷三楊賓《伍敬玉五十壽序》,128。寧古塔滿洲對流徙士人非常敬重和厚待。一是在稱呼上尊稱。“寧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。哈番者,漢言官也。而遇監生、生員,亦以哈番呼之,蓋俗原以文人為貴。”[7]卷三,403二是在儀節上禮敬。“八旗之居寧古者,多良而淳,率不輕與漢人交。見士大夫出,騎必下,行必讓道,老不荷戈者,則拜而伏,過始起。”[12]503三是在生活上優待。首先,地方官為流徙士人安置居所。寧古塔無疆界,無城郭,樹柴柵為城。“柵內即八旗所居,當事則厚待士大夫,請旨居士大夫于柵內,余人則散居諸屯。”[12]501張縉彥“及偃臥石河,官給一廛”[3]6。其次,不時饋以米糧。因順治南闈科場案流徙寧古塔的吳江名士吳兆騫曾稱,副都統安珠“雅重文士,憐弟之貧,以米相響(餉)”[1]卷八,226。最后,提供謀生職位。“謫戍的流人,到東北去后,撥給各地駐防旗人為奴,或當苦差,不過有些讀書人偶然被將軍、都統看重,請他們去教書,自然比給披甲人為奴要好得多了。”[2]213寧古塔將軍巴海雅慕吳兆騫之才,“常敬禮之,俾掌書記,故雖戍,未嘗有困苦也”[13]翁廣平《〈松陵四子傳〉之一吳漢槎傳》,63。

        清初寧古塔滿洲風俗淳樸,“敬禮中朝士大夫,尤為淳厚”。時人推論其中緣由,稱“良以士大夫遷謫者,聲名文物,足當其起敬耳”[12]506。塞外淳厚的民風,使得流徙士人能夠暫時忘卻罪人身份,重獲中原士人的人格與心理尊嚴,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世間的溫暖與情誼。

        (二)友朋間的互助與交游

        清初東北苦寒,居大不易,流徙士人多能在生活上互相幫助、精神上互相慰藉,共同度過艱難歲月。張縉彥之友方拱乾,因科場案先期流徙寧古塔,得知故友“以‘將明之才’四字定案”亦將流徙此地后,賦詩云:“張公江海客,文酒足交期。信是朝廷法,知非丞相私。情難矜漢律,罪在讀毛詩。愧我前驅久,荒郊佇立遲。”[12]228表達了對好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,以及期盼相聚的熱切之念。張縉彥到達寧古塔后,與好友方拱乾“朝夕相對,歡若一家”[3]46。方拱乾享以美酒,其《坦公飲我家釀,不覺大醉》詩云:“塞酒不成釀”,“相對白頭人”[12]266。張縉彥則饋以時蔬,方拱乾作詩記之,“瓜菜故人富,應憐學圃情”[12]282。吳兆騫初至寧古塔時,也受到了流徙友人的熱情招待與接濟,“舊遷客三四公,皆意氣激昂,六博圍棋,放歌縱酒,頗有友朋之樂。然一身飄寄,囊空半文,賴許總戎康侯、孫給諫汝賢,解衣推食,得免饑寒”[1]卷八,226。塞外流徙士人間的患難相助,可謂情深義厚。

        對清初流徙士人來說,塞外既有生活的艱辛,更有詩和遠方。他們時常以文會友,“商榷圖史,酬唱詩歌”[1]卷八,229,自得其樂。方拱乾流徙寧古塔之初,深感塞外“論詩人不易”[12]246,張縉彥來后,兩人相聚甚歡,“君為論文至”[12]256,“老友招談詩”[12]236,“筆墨不足道,感君珍重情”[12]247。張縉彥曾將米元章《龍井碑帖》相贈,方拱乾賦詩以謝,“誰教脫贈向邊陲”,“懷古因君重我思”[12]319。秋高氣爽之際,張縉彥邀請諸君子暢飲于憑嵐閣。友人詩云:“眷言命賓友,攀閣相招攜。”[1]卷三,76吳兆騫曾在張縉彥齋中賞玩山水畫卷,作歌曰:“張公靜者流,蕭然寡塵慮。昨出名山圖,知愛滄洲趣。粲粲紈素色,歷歷煙霞峰。仿佛草堂上,坐對松巖風。”[1]卷三,79東北多奇花,且異于中原,“雜卉布地,芍藥、萱花、山丹,尤為爛漫”[3]14。流徙士人常以奇花異草為題賦詩作文,使得塞外生活充滿了意趣。百花齊放之時,他們以賞花為樂。“相期惟郭外,不盡此檐端”,“明朝風日好,漫爛比闌干”[12]256。賞花之余,他們又將鮮花做成美食,大快朵頤。張縉彥曾邀請諸友分享“玫瑰花膏子”。方拱乾《坦公招食玫瑰花膏子》詩云:“無計留花住,多情英可餐。”“不須頻出郭,細嚼當重看。”[12]263同為天涯淪落人,流徙士人能在塞外友朋唱和、縱酒放歌,亦是人生快事。

        三)貳臣解脫心態

        清初貳臣立朝之難,遭時人痛恨之深,于貳臣馮銓之遭際可略窺一斑。順治初年,內院大學士馮銓屢為言官參劾。他在申辯揭帖中說:“久知孑立之身必遭叢射,而終不肯植黨徇私欺君負國,恐時人日夜謀所以殺職者,正未已也。惟哀懇我皇上早賜罪斥以杜滿朝殺機。職愚幸甚,世道幸甚!”[14]273像馮銓這樣的重臣,雖高居廟堂,仍四周殺機重重,時以性命為憂,頗有朝不保夕之感。張縉彥明末身居兵部尚書高位,京城失陷,難辭其咎。清軍入關后,他在清朝與南明之間虛與委蛇,最終降清,成為身仕兩朝的貳臣,遭到中原士人的鄙棄。順治九年(1652年),吏科右給事中魏裔介疏劾張縉彥,“素行匪類,身任中樞,一籌莫展。賊騎長驅,匿不以聞。當都城破日,為內監王德化發憤毆擊。是其喪心無恥,雖閹宦恥與為伍。不忠于明朝者,必不忠于我朝”[4]卷七十,553。湖廣道監察御史蕭震亦劾張縉彥,“曾任明季兵部尚書,交通闖賊,開門納款,士民共為切齒。我皇上定鼎之后,縉彥踉蹌投誠,不惟待以不死,且加錄用”,而張縉彥非但不“洗心革面,以圖報稱”,反而“煽惑人心”“交結黨類”,要求將其“明正典刑”,以正人倫而張綱紀[4]卷一百三十九,1073。在清朝最高統治者看來,“我朝開創之初,明末諸臣望風歸附”,“若而人者,皆以勝國臣僚,乃遭際時艱,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,輒復畏死幸生,靦顏降附,豈得復謂之完人?即或稍有片長足錄,其瑕疵自不能掩”。張縉彥“在明已登仕版,又復身仕本朝”,此等“大節有虧之人”[15]卷一千二十二,693-694,實“為清流所不齒”[15]卷一千五十一,50。觀其順治年間的仕宦經歷,不斷為言臣彈劾、清廷貶抑,大有難容于天下之勢。張縉彥也深知自己大節已虧,飽受良心的譴責和道德審判,從而形成了難以釋懷的貳臣愧悔心態。

        流徙寧古塔,對于“大節有虧”的張縉彥來說,可以遠離官場人事紛爭,無復面對中原士人的鄙視、指責與攻擊,其內心深處或許能獲得更多輕松與寧靜。且寧古塔部分流徙士人與其經歷相似,好友方拱乾亦身仕明清兩朝,曾自稱“甲申雖咥兇,偷生猶偶遂”[12]295。至少從流人身份上說,流徙士人是同病相憐的,這也讓飽受心靈煎熬的貳臣們有所平衡。張縉彥在塞外過著“隱居”一般的生活,悠游山水,寄情詩書,可以說是一種身心的凈化與解脫,與在中原屈辱茍活相比,亦屬不幸之幸。正如好友吳兆騫詩云:“幸免濁流沉白馬,何妨遠謫度黃龍。”[1]卷二,60

        (四)宗教信仰心態

        現代宗教心理學研究表明,“人在危機而處于無助的時刻,更需要宗教的撫慰和幫助”。“一般說來,宗教信仰對個人的幸福健康的影響是積極的”[16],往往能給予人們面對苦難與逆境的、精神上的支持與力量,并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希望和解脫。惡劣的塞外生存環境,使得流人大多生活困苦,精神抑郁。“在精神的壓抑下,有些流人時常或與僧侶論佛,或習老莊,試圖使痛苦得到某種解脫。”[17]182

        流徙士人生長于中原,深受儒釋道思想影響。張縉彥雖“以儒書”“就功名,歷顯仕”,但生平頗有釋老之好。其《外方庵記》云:“幼頗好道”,“遇黃冠緇流,則心竊好之,凡瘋狂道人,苦行老衲,必致之私寓,竊問之。又究心于魏伯陽、張紫陽之書”[3]47-48。及至年長,張縉彥開始研究佛法,并漸趨喜好。他曾題家鄉千佛寺禪室云:“佛相非真相,我聞豈有聞。”[18]卷二十五,924流徙塞外后,張縉彥即以“寧古在家僧”自稱。其《與赤崖和尚書》云:“天竺之學,探微索幽,真方域間一奇書也。初勤檢閱,漸求解悟,自離制舉以來,二三十年間,稍稍訪諸大和尚,與玉林、木陳、巨德、一葦、竹庵、一齋,講究心印,間嘗領會一二,即妄注《如是解》《平等解》二書。”自流徙以來,“歲月更閑,乃取舊刻,反覆思維”,“儒者與釋氏原非異也”,“若冥心不起,處困能亨,惟天竺先生實有獨至者”。張縉彥之所以有此感觸,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認為釋氏“非其道有偏異,亦以出世間法,與世所僇辱之人有相宜耳”。正是這種強烈的心理共鳴與認同,為張縉彥形成平和的流徙心態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撐。在研習佛經、著書闡釋的過程中,張縉彥更多地獲得了心靈上的寧靜,“固不足以仰窺宗門,鑿井得珠,然于塵心鏟削過半矣”[3]59-61。

        清初流徙士人信仰宗教者頗多,習教持齋已深深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。張縉彥在63歲生日之際,手書《法華經》。方拱乾為其作《壽坦公》詩云:“六十三年陳甲子”,“手書貝葉經成后”[12]304。方拱乾平日家居,亦是“十笏茅齋五尺籬,老妻梵唄老夫詩”[12]243。據吳兆騫所記,“方邵老好道之篤,可稱第一,每日晨昏拜斗母四十九拜,日誦《斗心咒》一萬遍,《玉皇經》三卷,未嘗有缺,及遇斗期,則依科禮拜,極其虔敬。向日乃一風流笑傲之人,及學道之后,竟變作一樸誠愚實,竟如耕夫野叟”[1]246。由此可見,宗教信仰對流徙士人精神風貌、日常行為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。中國傳統“鬼節”中元節,是道教地官的誕辰和檢校鬼眾的日子,民間在這天有祭祀亡靈的習俗。順治十八年(1661年)七月十五日,張縉彥、錢德惟、吳兆騫、姚其章、方亨咸等好友“結壇誦《三官經》五百卷,曰以利冥”。方拱乾作《中元步虛詞》云:“絳節丹書散泬寥,步虛聲徹五云霄。”另有:“莫怪靈章多秘教,上真今日是文人。”[12]275-276共同的宗教信仰,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,密切了流徙士人之間的聯系,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感情。

        艱苦的塞外生活,對歸鄉的無限渴望,使宗教信仰成了流徙士人重要的心靈寄托。方拱乾赦歸之日,“收所供佛像入行笥”,回首往事,無限感慨,“禮佛淚猶落,三年困大荒”[12]320。然而,大多數流人卻未能有此幸運。在寧古塔滯留20余年后,吳兆騫希冀“承佛力,得與父母骨肉團聚”[1]249的希望已日漸渺茫,遂由求佛轉而求人。其與友人書稱:“弟今在苦海中,一無所恃,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。此時佛亦不能救我,能救我者,亦惟此二三故人耳。惟祈垂憫,叩頭!叩頭!”[1]262后經“其友宋相國蓼天、徐尚書健庵,醵金贖之,得釋歸”[13]翁廣平《〈松陵四子傳〉之一吳漢槎傳》,63。但更多的流人,最終結局往往只能是客死塞外。張縉彥流徙寧古塔十年,“年七十余,人老返本,愴然念故鄉”,然自度南歸無望,必“老死此中”,遂“黜聰明,焚筆硯,吐棄向來所為詩文,守老子外其身而身存之義”[3]47-48,于康熙九年(1670年)十月終老外方庵。

        三、開發東北的歷史功績

        “死地原生地,窮途非畏途。”[12]34清初流徙士人在塞外苦寒之地,以豁達的心態面對人生挫折,積極傳承中原傳統文化,深入挖掘塞外地域文化,成為中原文化的傳播者和東北文化的開拓者,對區域文化交融和東北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        (一)傳播中原文化

        士人流徙塞外,為研習學問,多會攜帶一些重要的文化典籍。張縉彥流徙寧古塔,就帶去了大量經典和自己撰寫刊刻的圖書。而吳兆騫“之寧古塔也,獨賃牛車,載所攜書萬卷”[1]周廷諤《吳兆騫詩附傳》,279。據記載,寧古塔當時有“五經”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李太白全集》《昭明文選》《歷代古文選》《杜工部詩》《字匯》《盛京通志》《紀事本末》《大學衍義》《綱鑒》《皇明通紀纂》[7]卷四,423等圖書。清初流徙士人和他們帶來的書籍,成為促進冰雪之地文明開化的種子。流徙士人還發揮個人學識才華,在塞外創作詩文、著書立說。其中的重要作品有張縉彥的《寧古塔山水記》《域外集》,方拱乾的《何陋居集》、吳兆騫的《秋笳集》《歸來草堂尺牘》《詞賦協音》等。這些著述多以東北山川地理、歷史古跡、風俗物產和個人的流徙生活體驗為主要內容,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。在寧古塔期間,張縉彥將舊刻佛經“隨義約略,減之又減”,另于“十二部大經中,尋求我佛”,著《金剛隨說》《心經》《法華》《藥師經》《觀音經述旨》等書[3]60-61,闡釋佛學思想,傳播宗教文化。此外,他還撰寫《重安佛頂緣起疏》《募造關帝神像疏》,積極參與相關的宗教活動。流徙士人在塞外多以教書自給,或就家塾,或授義學,“負耒傳經,據鞍弦誦”,推動了東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。清初流徙士人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傳播中原文明,使得塞外文風日盛,“冰山雪窖之鄉,翻成說禮敦詩之國矣”[19]152。

        宋明以降,文人結社之風日盛。清初寧古塔雖僻處塞外,亦有流人結社。康熙四年(1665年)夏,張縉彥集姚其章、錢威、錢虞仲、錢方叔、錢丹季、吳兆騫等“為七子之會,分題角韻,月凡三集”,使得流徙士人在邊塞“窮愁中亦饒有佳況”。七子共為塞外文章之友,談詩論史,情好殷摯。吳兆騫評議眾人詩文風格云:“張坦公先生,河朔英靈,而有江左風味”;“姚琢之詩,如春林翡翠,時炫彩色”;“錢德維議論雄肆,詩格蒼老”;“苕中三錢,才筆特妙”[1]卷八,226-227。時人論吳兆騫之詩文,“其蒼涼雄麗,如幽燕老將,河洛少年也。其情辭哀艷,如寡婦之夜哭,弱女之捐軀也。其清婉溜亮,憂悱凄慘,如黃鶯紫燕之和鳴,老狐斷猿之啼嘯也”[1]翁廣平《〈秋笳附編〉序》,281。七子之會“后以戍役分攜,此會遂罷”[1]卷八,226,雖僅存在一年時間,但在東北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。

        明清之際,官宦富商多有家班。張縉彥雅好風流,亦蓄優伶。遣戍寧古塔之時,仍帶“有歌姬十人”[7]卷四,423。他“曾作過一部傳奇”,還是“拍曲的名手”,在塞外“雖楚囚對吟,過著謫戍的生活,但仍是豪興不減”,如此“有閑情逸致,到底是縉紳大夫,非寒士所能辦到,然而昆弋名曲,下里巴人,都流傳到塞北了”[2]276。可見,塞外的戲曲藝術,亦由流徙士人家班的到來而變得更加豐富。張縉彥常邀請文友雅集,并命歌姬歌舞演劇以助興。吳兆騫《張坦公侍郎齋中觀白蓮歌》記云:“素裳欲逐鮮飆輕,粉態愁侵晚云濕。”“惆悵邊寒易零落,容華傾國誰相憐?”[1]卷三,75歡宴之時,詩人睹景傷情,不免憂人憂己,感嘆身世之飄零、韶華之易逝。

        清初寧古塔“五谷鮮有”,農產品非常匱乏,流徙士人多需開墾荒地,種植瓜果蔬菜以自給。張縉彥從京城帶來很多農作物種子,并將其分給塞外友人。方拱乾以“坦公分蔬子數掬”,作詩記之,“花雜依晴砌,蔬遲趁雨天。都中攜種遠,馬上帶根鮮”[12]239。隨著流人引進農作物品種的增多,當地的農產品也逐漸豐富起來。寧古塔“苦寒磽確,五谷鮮有,然近日遷人,比屋而居,黍稷菽麥以及瓜蓏、蔬菜,皆以中土之法治之,其獲且倍”[3]54。中原農耕文化在塞外的傳播,不僅豐富了流人的物質生活,也促進了東北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。

        (二)挖掘塞外文化

        天下之名山大川,“非有賢人君子表彰之,則所為名勝亦不傳”。清初東北多無名山水,雖“其佳處宜無讓匡廬、雁蕩,特以僻陋荒服,不見稱于士君子也”。張縉彥至寧古塔后,悠游山水,“所至輒探奇搜奧,觴詠自得”[3]錢志熙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,3-4,登覽之余,慨然曰:“我終日好之而莫為之記,使丹崖碧流,百世之下,且指為窮僻之鄉,謂非人所居者,不重負此山水耶!”“乃匯集為《寧古塔山水記》。”[3]錢威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,1該書是寧古塔地區首部山水志,有開創之功。時人稱,“今寧古山水,假公之來而獲傳于天下后世”[3]錢志熙《寧古塔山水記序》,4。張縉彥“詩文并為一代宗匠”,“鴻博偉俊”[3]36。其記塞外山水,筆勢“雄深閎雅”[3]26“點綴敘次,略無遺漏,水色山光,毫端隱現”[3]17。其生花妙筆,使昔日塞外苦寒之地,令人頓生觀覽之意。其記寧古臺,“雖無峻險奇勝,得溪水以助秀氣,景色可挹也”[3]13。岸山,“山之秀不在山,在山之石;石之秀不在石,在乎水石之間”[3]14。其言白石崖,“杳冥深郁,亂石相撐”,“心意曠然,不知其塵凡間也”[3]21。洞山泥漿,“塞外靈奇”,“乃不列于洞天福地,游屐亦不及也”[3]18。非真心覽勝、心與山水相激悅者,不能發此感懷。其述東京遺跡,“敘次周悉,不遺毫發,蓋沈(沉)浸于《左》《史》,而得其□者”[3]12。此外,方拱乾、吳兆騫、錢威、姚其章等人觀覽“寧古勝概”,也留下了許多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詩文。寧古塔山水文物之盛,正因清初流徙士人的詩文游記而各得其神,共聞于世。

        遠離中原的邊塞生活,為流徙士人觀察問題提供了“域外之觀”的獨特視角,進而形成了對東北事物的獨到見解。張縉彥論塞外之山曰:“中外之形,亦天地限之也,故山之理,近可睹而遠亦可窮也,常可狎而怪亦可測也。天闕西北,地闕東南,南山多嵚崎而崔峨,北山多龐魄而漫衍。”[3]49其論塞外之水曰:“其盈其涸,其平其險,其直其折,其分其合,皆人力所不與,功之所不必顯,利之所不必爭,蕩蕩然,惟見天長地闊、山高水清而已矣!”反觀“內地之水,不治則以國為沼,治則又恐以鄰為壑,外地之水,治則無修防之費,不治亦無決河之害”。可見內地之水與塞外之水原本無異,只因人力所施,功利所爭,以致相害無窮。正所謂“非具域外之觀者,孰能明其故也?”[3]50-51

        三)表彰良風善俗

        流徙士人雖被遣戍塞外,而憂國憂民、修齊治平初心不改。張縉彥在《寧古風俗論》中指出,寧古塔風俗甚為淳樸,有“孔子所謂先進、野人之風”。他認為這種情況的形成,“非有刑法以齊之,教條以道之,官師以督之,率其于睢之性、樸魯之質,以自成方域之俗耳”。而更重要的是:“洪荒以來,不見中國文治之盛、制作之繁,故無以淫其心而耀其耳目,盤古之氣未盡變也。”張縉彥“嘗覽臨潢之墟,涉松花之畔”,對東京故宮昔之“靡麗之習,制作宏偉”,而今之“衰草荒煙,無復人境”的巨變頗多感慨,認為“風俗始于樸嗇,樸嗇必極于奢靡,奢靡必歸于傾敗,傾敗仍返于樸嗇,此古今之大變也”。針對當時寧古塔“遷徙眾多,聚五方之人雜處之,而土風亦稍寢壞”的局面,張縉彥提出了無為而治的社會治理思想,主張:“上之人無務以中國之治治之,但安其居、被其服、食其粒,使弱肉者不強食,而一方已大治矣!”[3]52-53

        塞外“窮荒絕域”,“并無中國文字與圣人之書,然其俗好俠重義,親親敬老”。張縉彥曾作《三孝義傳》,記述寧古塔三位“孝子仁人”的感人事跡。江南金壇人王錫眉,父以事謫戍寧古塔,遂與長兄奔走關外,或為人家傭,或為塾師,以所得薄資“間道寄其父以糊口”。父亡后,“使官火其骸骨以歸”。河南沈丘諸生李明寰,以弟犯法,與母同遭流徙。其母病死道中,明寰誓歸母骨,遂焚母尸,盛以小匣,負至寧古塔,后乘隙逃歸。官吏以“孝子”而“憐之,以無舉發者,亦不之問”。山東人蘇得時,因主人蘇缽倫被誣流徙,攜妻所織布數十匹,詐為商販出關,多方籌謀營救,后買仆代役,“缽倫遂為閑身,比之編民,居寧古自求口食,蓋得老仆一人之力也”。張縉彥認為三人孝義之行“洵可風也”[3]62-67,故為之作傳,借以表彰孝道義行而激勵世俗,實欲使塞外仁義常在、善俗長存。

        清初流徙士人,為塞外帶去了中原先進的思想觀念、文化技術、生產生活方式,使東北出現了一些新氣象。“是氣候也溫暖起來,物產也豐富起來,把游牧時代的滿洲,變成了農產豐盛的名都,這都是我們流徙東北的人們和當地居民,其中包括滿族人民多年經營、創獲所得的結果。”[2]272謝國楨追思前賢,感嘆說:“哲人往矣,然而無名英雄的不朽精神,和吾國民族的光榮,永遠流傳在吾國光耀的東北!”[2]216

        結 語

        流人心態往往決定了其流放期間的生命體驗。與歷代普通流人相比,張縉彥“安土敦仁”的流人心態是極為獨特的。從歷史角度看,“士人的山水名勝之游”,特別是明清易代之際士人的山水、邊塞之游,“其意義固然在精神激發與超升,也在其他精神性的發現,包括自我認證”[20]171。不同于清初遺民自我放逐式的主動避地而游,貳臣張縉彥是被動地與寧古塔山水結緣,客觀上為他悠游山水、撰著地志提供了便利條件。同時,遠離中原紛亂朝局,也就意味著獲得了身心解脫,甚至有一種解放與重生的意義。

        在我國歷史上,“流人群體特別是流放文人群體扮演了啟迪蒙昧,傳播中原文化(實質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綜合體的流人文化)的重要歷史角色”[17]206,為促進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同時,艱苦的流放生活,也使他們磨礪了意志,激發了斗志,進而能夠有所作為,多所成就。清人評價吳兆騫塞外詩文之工麗,稱其之“遣戍也,天亦玉成之而不朽之也”[1]翁廣平《〈秋笳附編〉序》,281。若加以歷史功績論,則張縉彥更應作如是觀。在艱苦的環境中,適應才能生存,生存才能有所貢獻。自古以來,壁立千仞的人物必有其強大的內心與堅韌的意志,面對挫折敢于堅持,面對挑戰愈戰愈勇。回首過去,茫茫逝者均須紀念;放眼未來,蕓蕓眾生都值得深深期許。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注釋

        ①“清初發往東北的流放,一般稱之為‘流徙’。‘流徙’初即為流刑,只是沒有流放里數的限制。”參見王云紅:《清代流放制度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,第117頁。②謝國楨:《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》(開明書店1948年版)為我國的流人史研究奠定了基礎。20世紀80年代,李興盛等繼續開展流人文化研究,《東北流人史》(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)是其代表作。研究張縉彥流徙東北的相關成果主要有:李興盛《張坦公及其〈寧古塔山水記〉〈域外集〉》,《求是學刊》1984年第5期;李興盛《再談張坦公及其〈寧古塔山水記〉〈域外集〉》,《黑河學刊》1986年第4期;李興盛《黑龍江第一部山水記——〈寧古塔山水記〉》,《黑龍江史志》1984年第3期;賈敬顏《張縉彥和他的〈寧古塔山水記〉》,《學習與探索》1984年第5期;王詩瑤《張縉彥流放寧古塔期間作品的文化價值及特點》,《大慶師范學院學報》2015年第1期。③“‘將明之才’原是經史語”,出自《詩經·大雅·丞民》《漢書·刑法志》、顏真卿《李光弼神道碑》,“為將王命、明法制之才而已”。“縉彥若以此語頌正宗,其阿諛之意甚明。”清廷“必以此語為‘詭譎’,顯系以‘將’為‘扶植’,以‘明’為故明王朝,是則望文生義,全以臆測加罪了”。參見江巨榮:《〈無聲戲〉與劉正宗、張縉彥案》,《中國古典文學叢考》第2輯,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,第333頁。④張縉彥稱,“以掛(詿)誤徙塞外,人皆冤之,丈人獨自喜,以為遠離人境,不復游方以內矣”。見張縉彥《外方庵記》,張縉彥:《寧古塔山水記 域外集》,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47頁。

        參考文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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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 作者:張佐良,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)



        責任編輯:大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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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張佐良:清初流徙士人心態與歷史功績 ——以“河朔英靈”張縉彥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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